家谱故事 我的父亲怀念爷爷

锦秋文谱今日分享家谱故事为一封信，关于“我的父亲怀念爷爷”。

有关我父亲的革命生涯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本打算永远沉默下去。但是鉴于旌介村委和革命先辈们，为了纪念前人，教育后代，在编写村史时又提起了他，认定我的父亲是“牺盟会工作者”、“地下党员”、“革命烈士”。作为他的骨肉，也作为中共党员，为了写好村史，我有责任将童年时，耳聆目睹父亲的革命活动，赘述于下，供编写村史参考。

我父王善本，乳名骜骜，化名王少卿(1908—1943)享年35岁。他上过什么学，我不清楚，只知他能写会算，并擅长于作画，修理钟表等，在村里称得上是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

他和张文昂是深交，听我祖母将：“七七事变“前，张被阎锡山关进监狱，其母要去太原探监，徒步在我家先住几日，那时铁路不通了，向我父询问探监手续和张的情况，尔后才去的太原。

我四、五岁时，约38、39年，父亲在牺盟会和抗日民主区政府工作，身份是公开的，村里人都知道，职务大概是特派员、助理员什么的，挂个“员”字是无疑的。我记得当时的区长叫何景文，副区长是集广村西塬的王麻子(王成文的父亲)，王原是日伪旧人员。我党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时，把他安排为副区长，“晋西事变”后被阎锡山的暗杀团抓去杀害。

我父亲在这工作时，不断到后山沁源一带开会，回来后 常领着我去邻村给人们讲话。教唱革命歌曲，还给我做了一顶抗日军帽。    

四十年代初期，我父换成商人装扮，备有灵石、介休、天津等籍的良民证，日伪政府发的通行证。我还好奇地问他，怎么别人只有一个良民证，你就有几个?他说日本人认钱不认人，这是哄鬼的“过路钱”。

他经常免费给周围村的人们作画、修表，时而出走几天不归家，说是给人家送手工去了。

那时，常来我家的有何景文、李承昆，以及太岳行署的工作同志，他和静升学校的孔乙堂校长也关系不错，常有来往。我父亲叫李承昆是“赤脚县长”，李县长当时正与静升村的孙喜英谈对象，孙母领着大女儿孙梅英，不断来我家找喜英，有时几天住着不走，想我祖母唠叨反对李孙成婚。

我父亲还作为旌介村的代表，因与介休兴地村的水利纠纷而打过一场官司，兴地的代表是郭立和，也是我的叔伯舅父，也在民主政府工作，结果是兴地村败诉，旌介村争得十天浇地水，事后，兴地村人们议论说，王少卿和李承昆是好友，打了偏官司。

从1941年---43年我父亲病逝前止，他连续跑天津，说是在X有限公司供事。但每次出去只两三个月就回来了，每次回来准带写医药、文具用品等什物，不知是卖还是送人，反正不几日就处理了，我年幼弄不清究竟。

我父亲患的是肺结核，1943年春由外边说是从天津回来后，病情发作，时而卧床不起，好转些就挑着粪筐去村边路上，这期间，李县长、贺学安(后任副县长)、李一民(教育科长)等人不时来

探望他，有时深夜也来人，我父独居一屋，谈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到秋天，他病重去世，留下祖母、母亲和我，母亲对父亲十分忠贞，加上有我拖累，所以28岁守寡一直未嫁，直到49岁病故。

由于我父亲性格倔犟，对我管教严厉，常用木质单位板子打我手，所以我对他的去世，不仅不懂得忧伤反而觉着是一种精神解脱----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板子抽我了。

父亲走后，外地给家里寄过钱，是哪里、什么人，我不清楚，听祖母说是亲朋好友，不久，祖母曾托人要把我送去当小相公(店员)养家糊口，被在集广村当教员的我的三舅郭立顺(42年参加革命)阻止。

1944年春，太岳行署的周兆(曾任介灵一区区长。解放后在河南新乡，南阳地区任水利局局长。突然来我家说把我送往沁源介灵民高读书，同去的还有李耀的内弟和周的弟弟。在民高有位女老师叫张健佑，对我特别关照，抗战胜利后介灵分校，她带我去介休民高沁源大禹，晋中解放后又送我去了贺龙中学，这时我十三周岁，张老师为什么待我特殊，一直是个谜。知道八十年代介休县给我交流文史资料，始晓她是为老共产党员、民高的支部书记。

六十年代我回到灵石工作后，曾向42年入党的xxx打听过何景文、李一民、李承昆(日降前已离开灵石)等人的下落，以便了解我父亲的情况，但因该有愧于我们，所以含糊其词不肯说明，之后，我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上述有关我父的情况，倘若有误，敬请指正。

以上即是锦秋文谱今日家谱故事的分享，这种书信的方式也是一种家谱内容的记述方式，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