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史记中的潘氏第一人——潘父

追思史记中的潘氏第一人——潘父

潘父，晋昭侯时期的大臣，公元前739年逝世。《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以下简称《史记》）记载：“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候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来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候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候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这是《史记》中的一段原文，以现在对这段史记内容为主进行分析。殇叔四年（公元前781年）晋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杀晋殇叔而自立。到武公者是先晋穆侯的曾孙，曲沃桓叔的孙子。桓叔者，开始被封在曲沃。武公，庄伯子也，即武公是前晋穆侯的曾孙，曲沃桓叔的孙子。自公元前781年至前679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络，曲沃并翼为止，历时102年，期间遭裁的君侯有六人（殇叔、昭侯、孝侯、衷侯、小子侯、晋侯缪）。从表面看好像是晋国内部小宗与大宗的斗争，其实是“趋新思想”与“守旧专制制度”间的斗争。二者虽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在理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决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以前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自然盲目将潘父与穆侯子太子仇裁君划上等号，甚至以负面的理解为主。其实非也！

因为晋国内部之间的斗争，无疑是以维护周礼，君权至上的等级制度为主要目的。而潘父的思想是避俗趋新，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以及晋国庶民渴望安居乐业的诉求为主要目的。如若不是这样，平白无故怎么可能发生“震天地泣鬼神”的戳君事件。可见晋昭君自身的昏庸不作为，才是走向“天怒人怨、祸几日深”的极点。其次，发生大臣裁君的责任，除了春秋时已有了新兴变法的呼声之外，多是晋昭候自身的不才（治国齐家不如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贪图安逸，不思江山社稷、民生安危，又不虚心倾听属下大臣们的忠言劝告，反而，一意孤行，封成师于曲沃，让天下臣民心寒与愤怒！这是自食其果的前奏。虽有人认为晋昭侯处于某种无奈，其实无奈就是无能，无能就是无计应对的一种弱智低能表现。正可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时各国纷纷开始变法，企图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之周王朝的“世袭制”（嫡长即位）和“分封制”，存在某种有机可乘的弊端。这就直接导致晋国内部争权夺利的危机应运而生，且愈演愈烈。当国家与黎民百姓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潘父大义凛然，其正气令人敬畏。即使潘父不出现也会有张三、李四挺身而出。故而，在此背景下，潘父有无与桓叔暗中结盟其实已不重要了，也无需赞述，何况《史记》中也没有提及事先有暗中密谋之事。重要的是“天将启文明之治”，是革新变法、避俗趋新的形势咄咄催人奋进。若不分是非，把一个既不叛国，又不谋权的勇者，当成一个反面教材加以宣扬认定，或将其当作晋国内部争权夺利厮杀的“替罪羊”也未免低估了潘父一生誓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坚强意志与无悔的抉择。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晋国原是一个大国，从虞子變继位后，改国号为普。在前9任国君都没有发生自家人的窝里斗，至第10任上即自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使晋国内部正式拉开了窝里斗的序幕。从此晋国陷入了惨烈窝里斗的旋涡，最终也没逃出被“赵、韩、魏”三家瓜分，直至最终灭亡的厄运。这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晋国内部争权夺利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因果报应。

潘父在中国历史变革中，开启了大臣杀君王的先河，代表了人们革新求变的趋势。今逢盛世，四海升平。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眠。惟愿族人崇孝敬，身世负先贤。呜呼，晋潘父英灵永驻，浩气长存！

金华市兰溪梅江镇潘宅村 潘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