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纸印刷之古籍影印事业的发展历程



宣纸印刷古籍影印事业

在过去,正规的影印古籍指的是影印古籍善本,这种古籍善本在校勘精审方面缺一不可,又因其本身便是稀罕产物而成为了文物的善本,但在实际上,就是通过摄影制版的方法来继续前人在覆刻旧本书的事业。

这项事业发展是源于董康,董康是法学专家,但为人喜欢藏书和刻书,除了用传统的方法来覆刻古籍善本外,还尝试过摄影制版的方式来影印,其中第一部影印的便是日本崇兰馆收藏的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它是通过摄影后用珂罗版方式印刷而成,其中附有民国二年董氏的印书跋语,说日本技师“小林忠治业珂罗制版,艺精为全国冠,曩为罗君叔言(振玉)影印宋拓碑志,浓澹丰纤,犹形鉴影,乃介内藤炳卿(虎)博士假〔此书〕归,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而最终印刷部数为这些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由于珂罗版印不多,珂罗版的长处是印出的东西完全和照片一样,不像石印只是一种黑色不分浓淡,但版子不耐磨,印了二、三百份就起毛,不宜再用;二是由于成本高,售价贵,一部《刘梦得文集》要银洋三十元(见《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第一二四札),超过当时一部明初黑口本或嘉靖本的价钱,一般穷知识分子无力购买,印多了怕销售不掉。

可是,有些爱玩旧书的人还嫌它不如覆刻本古雅,如董康另印了一部明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他的朋友吴昌绶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就说:“珂罗版徒费钱,无谓之至,绶已乞其底本,另刊一册,吾师必以为然。”并说:“景写恐不真,即以所印珂锣版本上木。”(《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第八六札)说明当时真有一些藏书家宁愿把旧本书上木覆刻而不愿用珂罗版影印。

因此,珂罗版印书事业在我国长期得不到发展,而除了董康、罗振玉以及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以私人之力影印过一些宋本和敦煌流出的古写卷子本外,很少再有人做过此事。

但我国此前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也有过制作珂罗版的设备,其主要用作于影印旧拓碑帖,影印古籍善本则是采用石印的方式,这样不仅部数可以印得多,售价也可以比珂罗版影印的低廉。

而在此后时期,古籍影印事业上也开始有了成绩,像印得比较精美的有珂罗版原大影印南宋本《楚辞集注》,原大影印南宋本《艺文类聚》,原大影印元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原大影印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录鬼簿》。用《四部丛刊》规格缩小影印的有南宋本《白氏长庆集》,南宋本《乐府诗集》,以及大部头的《古本戏曲丛刊》,残存的《永乐大典》等孤本秘笈。缩小并页影印成精装大厚本的,有南宋本配明隆庆本《文苑英华》,明崇祯本《册府元龟》,以及普及性的《四库全书总目》之类。此外,在台湾也影印了大量的古籍,日本也影印了我国的一些善本古籍。台湾影印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用元本影印的《玉海》;日本用宋本影印的《通典》,都是精装缩印,即使用方便,又有学术价值。

在改革开放后,上海影印的《清人别集丛刊》和《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现都已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里。《规划》还准备影印《四库珍本丛书》、《古逸丛书三编》、《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以及《珍本丛刊》、《稿本丛刊》。《古逸丛书三编》已陆续影印出版,大部头的《全唐文》也已缩小并页影印出精装本,其他零星影印古籍之已出版和计划出版者为数更多,而在今后,影印本在整理出版的古籍中会占相当比重。(黄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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