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县《满族家谱》修谱缘由

本溪县《满族家谱》修谱缘由

本溪县满族家谱的序言中说修谱目的是追本溯源，光宗耀祖，以谕后人：正人论、明孝悌。这与汉族编篆谱书的缘由是相同的。但是，满族编篆谱书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在清朝八旗制度中，人丁身份地位、官职的承袭，都需要宗谱作为重要凭证。

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当时称为“穆昆”的氏族组织，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住赫图阿拉，与其兄弟五人，分居“六处，各立城池，称为六王”，实为一个穆昆。其他五城距赫图阿拉，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与此对立的两个穆昆是：一人名叫灼沙纳，一人名叫加虎，二姓（满文为两穆昆）恃其强勇，各处扰害。时觉常刚（觉昌安）有才智，其子李敦又英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将二姓尽灭之。到努尔哈赤起兵时，五祖子孙也对神立誓，要杀害他，氏族制度正在分化瓦解。在太祖朝《满文老档》最后三卷中记载了穆昆、达旦的档子，表明八旗制度建立之前的穆昆为社会基层组织，可是，从努尔哈赤开始，便逐步以牛录代替穆昆。

牛录（后定汉字为佐领）是八旗制度中的基层机构。原先是一个穆昆（族）编成一个牛录，较小的穆昆编成半个牛录，较大的穆昆则分编成二、三、四个牛录。原来的穆昆达（族长），即担任牛录额真（佐领）、甲喇额真（参领）等官，逐渐改变氏族关系而成为官民关系。然而氏族传统的影响仍是很大，这在牛录制度中也是可以察觉到的。清朝把佐领分别为勋旧佐须、世管佐领、公中佐领。由勋旧功臣带来的奴仆，或因奋勉有功赏予奴仆，编为勋佐领，子孙世袭。将所属一处之人带来，编为佐领，令其管理；或是初设佐领时，即管佐领，后因继续管理数世，遂作为世管佐领，子孙世袭。凡无根由，例如滋生人丁增编的佐领，因有才能由汗委派担任佐领，称为公中佐领，子孙不得世袭。

一六三四年开始授予世袭佐领与公中佐领敕书。由于某些八旗官职可以世袭，因此有人在请求担任世袭佐领时，必须以敕书说明承袭缘由，十七世纪还需以家谱证明家世。一七二七年，管理旗务大臣等议准：“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繕造家谱，存贮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者，令于岁底俱保增入”（《八旗通志》初集卷37）。申请袭职者出示家谱后，经八旗都统核实，上奏皇帝批准。这种事例在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中屡见不鲜，有补授佐领者，有补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者（汉译骑都尉），有补授阿达哈哈番者（汉译轻车都尉）。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八旗佐领袭职缘由宗谱》数十份，都是为袭职而抄录的家谱。仅录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嵩年佐领下《世管佐领嵩年袭职缘由家谱》记载：此世管佐领崇德七年初编佐领时，王国明被授予佐领。雍正三年，八旗都统为王国明后代嵩年承袭佐领一事，以王氏家谱为依据，上报八旗王大臣会议和皇帝，请求批准。皇帝根据家谱所记情况，准予嵩年做为王姓世管佐领。由此可见，敕书和家请已是承袭世职的重要在清代八旗内部，汗、贝勒、大臣及各级额真为统治阶级，诸申，伊尔根、阿哈等是被统治阶级。满放统治阶级为确定人的不同身份和地位，防止其混淆与变化，制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八旗人丁三年编审一次，各首领负责编制户口清册二本，一咨户部，一存本旗。其户口册内开载：一户某人、某官、未什者为闲散；并写明父兄官职名氏；子弟及兄弟之子；并户下人若干。乾隆年修《大清会典》记载：“凡八旗氏族，载在册籍者曰正户，僮仆由本主所出户者日开户，由所隶位领别宗支，核真伪，稽远近，考其谱系”。一七四四年，清朝根据原存档册和名门望族所存有的谱书纂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族修谱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存的许多满族家谱是乾隆后编修的，并引用了《通谱》中同族的世系和传记。但对修谱之事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满洲八旗皆有户口册可凭，何必自家另立谱书？”主张修谱的人回答说：“而不知户门册，乃上呈京部，非可藏之私室，且散而难稽，与其欲亲宗族，何若修此谱为妙也”。（《赫舍里氏宗谱书》）

毫无疑问，八旗官制与户籍制度助长了满族修谱之风；同时汉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赵氏家诸》序言引用论语中“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并解释说：“所谓收族者即修撰谱书之谓也”。赵氏认为：由同父以推至同宗，因世代相传，如无宗谱，世系势必混清，亲疏难辨。谱书的作用可以使其“世系次第无素，而尊卑可辨”，“本枝远近有序，而亲疏自明”。“更欲溯其前代之积德累功，而动水源木本之思”。《吴氏家谱》序说：“读斯谱也，油然而泽敬生，蔼然而友恭者，重本笃亲，不忘所自是，则余承先之志，亦裕后人之事也”

《邓氏族谱》序说：“谱者，普也，普我祖宗远近姓氏，讳宗名号，以示后人不忘。谱者，布也，敷布流泽，广远世德卓异以示后人不悖”。这都渗透着汉族传统的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汉族的影响愈来愈重，直至清朝灭亡后，八旗制度解体，满族并未终止篆修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