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家谱新闻 杨家渠由来及杨家渠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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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家渠由来：

杨家渠位于现鄂杭两旗的交界处，东西长十公里，南北宽五公里，此地东北高，西南低，是个背风向阳的斜坡，由于地质构造的形成境内有三条因洪水多年冲刷而形成的泄洪渠，横穿而过，人们称它为头道渠、二道渠、邱家渠。在头道渠畔，适宜打土墙盖房，挖茅庵。一九四四年扎萨王爷在此处开放土地，分股子，跳份子(收地租)，让汉族人开荒种地，从此先后有十多户杨姓人家即：杨闯关(杨二)、杨昌汉口弟兄俩家，杨顺情弟兄三家、杨世华、杨喜栋、杨胜关、杨万山、武臣玉、白登山、李侯喜等人从巴盟、神木、伊旗等地聚集在此，以“跑青牛犋”的方式(春夏秋出来耕作，冬天返回原籍过冬)开荒种地，形成了一个以杨姓为主体的村落。又紧靠渠畔，因此人们称之为杨家渠。

——杨家渠村东梁住有十二户人家，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即：杨二;蒋正荣及其子蒋万胜;蒋起世及其子蒋万明;蒋起云及其子蒋万德;蒋六十四及其子蒋国良;蒋红世及其子蒋万良、蒋万忠、蒋万华;杨丑子及其子杨文子、杨斌子、杨文治;杨祥子及其子杨生子、杨生财、杨飞飞、杨生华;武二百彦(武臣玉)及其子武罗小、武二罗、武有华其孙武明祥;张侯过及其子张万友;张银旺;张银和及其子张治平。因蒋姓人居多，故该村落称为蒋家梁。

——杨家渠村南两公里处邱家渠畔住有邱旺义、呼侯百彦、崔有地、李凤鸣、魏生飞，因邱旺义名大，人们称之为邱家渠。

——杨家渠村西，头道渠和二道渠的交汇处有一片平坦地带，呈簸箕状，住有高银维、白来喜、解在畔三户，人们称之为高银维湾。

一九五六年蒋家梁，杨家渠，邱家渠，高银维湾四地被划为一个初级农业社，从此以后人们统称此地叫杨家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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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家渠村变迁：

杨家渠这块地皮，原属杭锦旗亚斯图乡，从形成至二零一二年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一九五二年，鄂杭两旗重新划界，被划归鄂旗朱力汉乡典石村。一九五八年，撤销朱力汉乡，划归乌兰吉林管理区，后改为乌兰吉林公社三大队(典石大队)。一九六五年，大批移民迁去巴音陶亥，剩下户子于一九六八年因合并公社划归早稍公社乌兰加汉大队被编为第八生产队。二零零九年撤乡并镇后归属木肯淖镇。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减租反霸运动，彻底改变了杨家渠人的命运，人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发家致富的激情空前高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天随人愿，风调雨顺，连年大丰收，有的人家每年能打几十石糜子(每石合三百斤)，除上缴国家购买粮，留足口粮和籽种外，剩余粮食换取牲畜、农具、盖房椽檩、二饼子木头车(全用木头制成，车轮像俩块烧饼)等，人们将刚来时住的茅庵房子改建为土打墙的土木结构房子。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一九五三年，杨顺情的大儿子杨绪女用三辆牛车、五头耕牛，弟兄几人从远在三百多里外的千里山购回一盘碾子(碾滚子重一吨多，牛车的载重最多拉八百斤，当时又没有起重设备，用牛拉人推的办法，耗时一个冬天，其难度可想而知。)去包头做买卖，又买回一部全木头扇车，雇用石匠进行安装，盖起了杨家渠第一座碾房。次年，杨昌汉口的儿子杨永厚又从千里山购回一盘大磨，解决了当时全村粮食加工困难的大问题。

一九五六年前后杨绪女、杨辽小、蒋六十四、蒋红世、崔有地等人发展较快，都养上了高头大骡子，其中崔有地的大红骡子一九六四年被征用为国家军用骡子。

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杨家渠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可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正是鼎盛发展时期。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从农业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个人所有财产牲畜(除房屋)全部归公，又加上 “割尾巴”政策，从此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一九五八年，国家开发海勃湾地区，白来喜、解在畔、高银维、邱旺义等户被迁往海勃湾居住，由于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又返回杨家渠，因此这次移民没有成功。

进入大跃进时代，国家号召兴修水利，全社的青壮年都集中在乌兰吉林挖水库，白天大干，晚上还加班，当时叫做“放卫星”，每十几米打一口竖井，为了扩大水源再把每口井底部互相贯通，连成一片，当时叫做“连环井”，提水工具十分简陋，用牲畜套在水车上维水浇地，因此发展水浇地受到一定限制，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改用五马力柴油机抽水。

由于乱垦滥伐，土地沙化严重、耕地减少、产量降低、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大集体思想的影响，人民生活过的比较艰难，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一九五九年，上级将杨家渠农业重点转移在阿毛浪地区耕作。一九六零年，全国刮“共产风”，全队的人全部到队房子(生产队食堂)集体吃“大锅饭”，各家各户从自家到集体食堂吃饭往返要走好几里路，有时还因分饭不公引发纠纷，“大锅饭”仅仅吃了几个月就吃不开了，只好解散。

同年，上级又将农业重点转移在桃八区(即现公卡乡百眼井地区)，从此，杨家渠除牧工、老弱病残者外所有劳动力每年都要带上行李坐上胶车(大车)分别到乌兰吉林、阿毛浪、陶八区进行远地耕作，当时人们把这种方式叫做“走外工”。无论去哪地劳动，都吃大食堂饭，挣“工分”，每十分为一个全勤，当时挣工分成为考核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的主要依据，年终按工分分红。当时流传一句话：“穿分吃分指分过，老婆还得分娶过。”

长期以来，吃水和烧柴一直是当地最困难的事，人们也曾多次在本村范围打井寻找水源，但都没有成功，全靠到周边的典石井和杭锦旗刘家村拉水，每三天拉一次，从家里到队房子(生产队队部)找拉水牛再去井上装水再拉回来，卸完水再送牛入圈得耗时半天。秋冬到几里外有沙蒿的地方去掏沙蒿，每到农闲时节，大人小孩提上萝头捡牲畜粪便取暖做饭用，捡够一车时在拉回来存放备用。每到寒冬腊月，因为没有烧的，早晨起床房顶结的满是白霜，取暖问题解决不了，生产队想法组织社员去远在几十公里哈劳柴登，伊克乌素律扫羊粪，分给社员烧。

一九六五年当地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沙化无法耕种，沙尘暴频发、牲畜大量死亡，人们为抗灾保畜，靠挖草根、筛旋风沫喂牲口，由于灾害鄂旗东部区的四个公社(公卡汉、早稍、沙井、木肯淖)人们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国家只好把这里的人们迁往黄河边的巴音陶亥。杨家渠三分之二的户子搬迁到巴音陶亥的苦水沟畔，先属陶斯图公社四大队，后合并为巴音陶亥公社都斯图大队，现归为乌海市。

一九六八年冬东西部分家独立核算，杨家渠留下的户子开始分散居住在东典石、西典石、阿毛浪一带，划归早稍公社乌兰加汉大队，被编为第八生产大队。

一九七五年，国家又往黄河边的碱柜地区移民，其移民难度之大，基本是强制执行，因种种原因只迁出去五户人家(白治华、杨锁子、杨杭爱、杨明亮、陈狗小)现归属鄂托克旗蒙西镇渠畔村。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受国家实行大集体体制的影响杨家渠的人们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吃粮靠返销，花钱靠工分，最多每个工分五至六角钱，最低三至五分钱，因此，挣工分少的人扣除往来帐款，所剩无几，甚至倒欠生产队的帐。每人全年口粮核定三百六十斤粗粮，穿衣靠布票购买，油盐酱醋茶烟酒等凭“副食供应证”供应。遇上孩子少、大人多的户子，根本吃不饱，不够穿，还靠吃棉蓬、登香(野生草籽)来接济，因此，当时人们见面坐下聊天第一句话就是：“咋地个，等探上不?”意思是问你家的粮食能等到新粮下来不。

经过二十多年的大集体生活以及五八年‘大跃进’、‘共产风’、六四年的‘四清’、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可以将杨家渠的历史总结为：

三次迁移，三地远耕，

男出耕耘，女守家柴，

靠天为生，接济难维，

生活贫困，艰苦奋斗。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土地牲畜承包，真正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没几年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八三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全队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妇女都做了绝育手术，从而认识了少生优生的好处，生活逐步提高，有的人家购置了“四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饲养毛驴、骡马、牛羊，有的盖起红桃瓦房。涌现出很多致富能人，如蒋红世、白治功、李在真、武明祥等人。

与此同时，国家又实行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春季禁牧的政策，调动了他们养牧积极性，每户都围起了草库伦，从而结束了跟人放牧的历史，现在家家户户搭羊棚、盖暖圈，骑摩托、坐皮卡、闲下无事打麻将。

以蒋万忠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去棋盘井地区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开矿山、办煤矿、养汽车、搞商贸运输，有的发展成为企业家、有的拥有几千万元资产，到目前为止，杨家渠百分之九十的住户子女都迁居在棋盘井，他们坐的是小车、住的是楼房，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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