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古还经久不衰的杜氏文化渊源

方法论解析：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必须遵循，第一，方法论正确，第二，资料确切。这也是衡量某一命题是否正确的标准。在杜氏渊源这个问题上，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运用中国最具权威的正史中所记载的史料以及郭沫若、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公元前841年以前还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特别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对史前的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等进行严密地考证，历史和逻辑一致的辩证法再现了杜氏渊源及其历史的科学性。

一、杜氏是最为特殊的、得姓于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一姓

杜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传承至今，人丁兴旺，繁衍昌盛。在中华民族姓氏按人口多少排列中，现序居47位，杜姓分布范围很广，遍及世界各地，主要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得氏时间可追溯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时代。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历史，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此前历史的研究，主要以神话、传说、考古以及金籍训诂等手段进行考证，它是以逻辑内在的力量再现历史真实的。

《世本》是由战国（前476年——前221年）时史官所撰写的一部重要典籍，它记载了黄帝（距今五千年）讫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所居都邑及劳作等情况。《世本》就有“杜康作酒”的记载，并注为“黄帝时人”。这在儒家十三经典之一《尚书》里的记载中也得到印证。《尚书》中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酒诰》中说“酒指所兴，肇自上皇”。且据公元前841年始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获得历史真实所凭借的重要手段之一的“传说”中所说，“杜康是黄帝的宰人”即（掌管家务膳食的官，当时是最重要的官），这说明黄帝时期已有杜姓，而且杜康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酿酒鼻祖。虽据1983年10月在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的考古，发现了距今近六千年前的酒具，证明我国酒文化有近六千年的历史，但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尺度，当时的酒犹如美索不达米亚人于七千年前酿出的葡萄酒一样，乃果品酒类，真正用粮食酿出的第一缸酒者，乃我杜氏始祖杜康。

土中生万物之木以资生万民之健康，将木和土合二为一为“杜”姓，正好与杜康所在黄帝部族中的司官职责即杜康之名“康”相吻合，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黄帝时，土中生植物之木的农业发展了，产品有了剩余，所剩熟食自然发酵被掌管膳食的杜康总结经验酿出第一缸酒，也属自然。历史和逻辑一致的辩证法，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而且也无可非议地说明，“杜”姓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了，而且是最尊贵、与社会发展到有了农业直接相联系的、五行中唯一占有两行的特殊的姓（“桂”姓虽有木、土，但它是木杆插地为圭，与时间有关，含义不同于与世界上最重要产业农业相关的“杜”姓），以至于后来对农业做出较大贡献的其它族姓赐以杜姓或冠以我祖杜康其名。如据《魏书·官氏志》记载，使鲜卑族汉化程度大大加强的北魏鲜卑族拓拔孝文帝于493年迁都洛阳后，不仅将鲜卑族拓拔氏“宗室八姓”分别改姓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而且将鲜卑族内与拓拔氏并列的、对农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三字姓独孤浑氏赐姓为杜姓。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第二代王也以先贤杜康之名冠以太康，第三代为仲康，第五代为少康，说明这几代王的功德近于杜康之劳，但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少康解释为杜康，则有悖于夏朝（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大禹始就由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始为世袭制的历史事实。

二、杜康随黄帝征战后，定居于中原腹地长安

五千年前，现有中国版图内分四大部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我杜氏的祖始爷杜康跟随华夏的人文始祖黄帝，生息繁衍于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崇山峻岭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游群时代的采集业、狩猎业以及稍后的畜牧业渐渐被稳定的农业所代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基本的一条原理，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逐渐由树木丛生的山区转为渐显现出其地理环境的优势、适于农业发展的中原，西部戎族黄帝和炎帝两大支系为了抢占中原，开始了战争。迫于黄帝支系的强大压力，炎帝不得不联络东夷、南蛮共同抵抗黄帝，在现今河北逐鹿县境内进行的最后一仗，黄帝彻底打败了炎帝的联军。后来通过通婚关系，三大部族融为一体，因所居住的地域有特殊地貌华山，固将这一特殊融合体称为“华族”，又因住在中原（陕西关中平原，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所以又叫中华族，夏朝时叫夏族或称华夏族，汉朝时叫“汉族”（北狄在汉时称匈奴族），但唯有我杜姓，独自傲居于京城附近，虽通过通婚关系也融入中华大家庭中了，但其姓在延续过程中严格的伦理规范，使之永远是个大家庭，这也是“天下杜家不分户”的基本含义。现在的中华民族是个广义的称谓，非狭义的仅指汉族，而是指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三、杜氏的发展史演示了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史，进一步证明了杜氏渊源的科学性

作为掌管黄帝膳食的宰人杜康，跟随黄帝征战过程中，先后到过河南河北等地，在现今河南洛阳南面的汝阳一带，有杜康仙庄，曾是杜康较长时间居住过的地方。战争结束后，杜康定居中原腹地现今长安境内。三皇五帝的第一帝是黄帝，第四帝尧时，尧的儿子丹朱被舜封为唐侯，在今山西翼城西建立唐国，丹朱后裔刘累在夏代为夏朝第十四代君主帝孔甲的臣子，他善于饲养龙，孔甲赐号曰御龙氏。越过商朝到西周初，刘累的后代复归黄帝时主要十二姓之一的祁姓，仍居唐地，但不安本分，发生叛乱，致其国被灭。周成王将唐国旧地封给他的弟弟叔虞，将其乱民迁至京城长安附近，由望族京兆杜国代宗周国驭之。《新唐书·宰相世系》讲了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但缺乏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正是如此情节，先前几次修家谱时，受《新唐书·宰相世系》错误考证之误导而失之透过现象看本质，将陶唐氏尧之后代祁姓乱民迁到杜国放心于被望族之国强力管制，考为“乱民被迁到长安改为杜姓建立杜国”，并由此得出我杜氏“系出陶唐氏”的结论。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和本质直接合二而一，那么一切科学都是多余的了。”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能将乱民组成一国放在京城附近，乱民迁到京城附近由望族（杜姓）之国管辖，实属历代国君所采取的特殊驭民手段。所以从本质上看，如上我们的考证方为历史发展的本来辩证法。

五千年前杜康随黄帝由大西北迁来定居于现今长安境内后，生息繁衍至周朝初，其后裔作为望族由宗周国分封建立京兆杜国。延用商朝重要建置，杜国受封为当时最高爵位伯爵，是为辅助宗周国的京兆诸侯国。西周末年，杜康的直系后裔杜伯为京兆杜国的国君，出于名门望族的杜伯，由于其卓著功勋、超凡能力和正直老实，周宣王（前827—前782年）时入选杜伯为朝中“大夫”，按周朝官制，天子“周王”之下有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他们是地位最高的辅弼之官，充当周王的顾问，处类似于师长的地位，得到天子的特别礼遇。严格来讲，三公不应该算是官吏。三公之下有“三事大夫”，即“任人、准夫、牧（又称‘常伯’）”。大夫是实际管理国家事务的大臣，其中，“任人”负责官吏的选任和管理，“准夫”管理司法，“牧”是当时最重要的官职，是管理民政的。杜伯入朝后是分管民政的大夫，可谓官位显赫，责任重大。可没有想到祸从天降，杜伯受人诬陷被灭，真可谓“气镇山川，精贯日月，非罪而亡，千古忠烈”。自此杜康的后代杜氏族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分流辗转而遍及全国各地及海外。

西汉建都长安，自然将名门望族的杜氏所居之地由原右内史改置为兆示京城风貌的京兆尹，制所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地区（现今长安区），三国时魏辖区改称京兆郡。由京兆望族到京兆杜国再到京兆尹和京兆郡等历代不同称谓，从杜康到京兆杜氏辗转延续至今，越过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历史上有多种杜氏渊源的说法，前文也都提到过。如出自祁姓系唐尧之后；系杜康的后代，但杜康即少康；由鲜卑族的独孤浑氏改为杜姓等等。这些看法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林，断章取义，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进行严密考证，或孤立地看待一些历史事实，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我们以系统论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确凿的事实资料为根据，使杜氏渊源问题成为唯一性。

从杜康到杜伯再到全国各地诸如米脂杜钦或湖北仙桃的杜秀－；从大西北到京兆长安再到全国各地诸如米脂或湖北仙桃；从米脂杜氏纪念馆到长安杜城遗址再到全国各地林立的诸如仙桃杜氏宗祠；从游牧社会到稳定农业社会再到工商业以至信息社会，不仅是我杜氏历史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以京兆杜氏所在地长安为支点，演示了整个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二者互相印证，一脉相承。让我们杜氏族人为整个中华民族再次腾飞做出更大贡献！

21世裔孙杜自强(1962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22世裔孙杜修鸿(1982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考证

2007年7月1日

（摘抄于米脂杜氏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