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春山传略



张公春山传略

张公春山,1928年(民国十七年)3月6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社旗县唐庄乡唐庄村乔庄。自幼随祖父书善、父亲福华带领全家辗转到过八座庵、吴氏营、刘寺、沈营、中封、吴湾、大韩庄、郭楼等地靠给地主家种地当佃户为生。1947年11月11日方城解放,全家人回到余庄,分得宅基地,才得以安家。

春山公父亲张福华,母亲马氏。兄弟五人中,他排行老三,堂兄弟十六人中,他排行老四。妻苏保银,膝下育有二女一子:长女文芳,子文举,次女文莲。

1950年代初期,春山公拜大韩庄李寿山为师学木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城县木业社(今方城县木材公司)招工,春山公去当了一名木工。在那里天天与木材打交道,更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知道什么木材最适宜做什么家具和农具。譬如,椿木做床,桐木做箱子、柜子,枣木坚瓷、抓地,适宜做耙做耧。核桃木柔韧,适宜做棒槌。香椿木纹理均匀、质地坚韧,里面还带有浓郁的清香气味,可入药,对人体可起到很好的凝神聚气的功效,而且它的耐腐蚀性比较强。香椿木做锄橿,越溜越光。农具上会做犁耧锄耙,家具上会做纺花车、织布机、衣橱箱柜。最能考验木匠活有无真水平的是会熟练使用锛,最能考验木匠活水平高低的是修房盖屋上梁、起脊,桐油拌猪血箍水桶,桶箍兜拢木板之后,在那最后一块短板上的一斧头楔下,做出的水桶不漏水。当过木匠的他,自然明白“长木匠,短铁匠”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道理,更懂得凡事当留有余地,为自己留条后路的人生哲理。

他那一代木匠,做起活来硬砍实砸,做出的木匠活是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做出的活虽笨重了些,但结实耐用。他做木匠活榫眼硬,做出的架子车车把磕折了榫眼也不退。小女儿文莲家至今存放的八仙桌,是他用家中仅存的那根栗树骨碌做的,四十多年来榫眼不退,这是他最后能做动的木匠活,也成为他做木匠活的绝版,留给家人们作永久纪念。

他是木匠出身,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记忆力强,常能从前辈口耳相传中汲取智慧,说话风趣、幽默,爱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还时不时加入些俗语、谚语、歇后语,经常使大家捧腹大笑,使人在说笑中长进很多知识。他经常给儿子文举讲起“三样东西不许摸:木匠的斧子,大姑娘的腰,独行人的行李包。”他对儿子讲起马王爷为什么有三只眼的故事。木匠吊线和枪手射击时闭上左眼,是因为鲁班“有眼不识泰山”,把左眼珠抠掉的缘故,它警示人们什么时候都要谦虚,不能说过头话。三只眼的马王爷成了嘻嘻哈哈、乐天达观人的代名词,如果你不高兴,脸色阴沉难看,别人就会比喻你和牛王爷一样。

据他讲,鲁班爷是木、泥、石、画四大相邻的手工业共同的祖师爷。鲁班本人和他的全家都是发明家。直到现在,木匠老师们还把拉扯墨线的小勾子叫“班母”;木匠大板凳前边那个木橛叫“班妻”。一个看似简单的小发明,节省了一个劳动力,这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他还给儿子讲过赊店盖山陕庙春秋楼时鲁班爷显圣的故事。他用六年的学徒期扎实学习,又经过长期实践而学成的木匠活,一心一意要传给儿子。儿子却通过上学读书走上了另一条工作道路,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也成为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1960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工人大下放潮,他也未能幸免。回到家后,就与连襟刘克营一起到燕尾山做木匠活。不久又返回家中种地。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后,方城县木业社曾动员他回原单位。因家中喜添儿子文举,他决定不再回原单位,实实在在地当起了农民。他当过三年生产队副队长,每天都要第一个早起,敲钟叫醒社员下地干农活。农业学大寨,深翻土地、种大窝红薯、种水稻、种荞麦、种烟叶,他都要带头干。让人至今还记得,学大寨,赶大寨,男劳力挑土,女劳力铲土。他干活实在,总是带头用大草箩筐挑土,他胡国华大婶和藏秀娥七婶心疼他,没把箩筐填满,他夺过胡国华大婶的铁锨,把箩筐填得冒尖,还用铁锨拍上两三下才挑走。“平时不惜力,老了没力气”。三年生产队副队长干下来,他累得咯出血来。

不干副队长后,他当过耧把、牛把、菜把、瓜把。当牛把期间,他精筛细选牛草料,把生产队的牛喂得又肥又壮。庄东头是生产队的菜地。他种大葱、大蒜、芹菜、萝卜、茄子、黄瓜、西红柿,样样齐全,尤其是红灯笼辣椒个大、肉厚,紫红色、青黄色的“牤牛蛋”茄子,又大又鲜亮,都说好吃。在西河湾种瓜,都是上的芝麻饼,绿色环保,种出的甜瓜、打瓜、又脆又甜,尤其是黑牛角酥,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西瓜稍不留神,轻轻一碰,裂出一道斜纹。其妻从家提着饭罐来西河湾给他送饭,卸下的甜瓜、西瓜他用苞谷杆盖着,也没有说让她妻子尝尝。因为那是生产队的瓜果,私人不能挨。甚至儿子去瓜地,趴在树坑里,趁他不注意偷他种的瓜,怕他看见,慌张中不分熟与不熟,也来不及洗,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1974年至1981年,他担任第一生产队的实物保管,这一干就是八年。遇着麦收和秋收,他经常是家里、场里、保管屋“三点一线”。打场,轧场,扬场,装布袋,颗粒归仓,成布袋的小麦运入保管屋,室内的麦茓子直抵屋梁。麦收后,剩下的麦余儿,他总是簸了又簸,筛了又筛,去除石子、土粒和麦壳,剩下的麦籽每年总能够足足装满八九布袋,运回保管屋保管。1976年春节前他荣获渔池大队劳动模范,胸戴光荣花,获奖一把大铁锨,上缠红布条。麦收打场时候,无论刮风下雨,儿子放学后都要来到生产队的场里陪伴父亲。到了秋收时节,小孩都喜欢磕芝麻吃,他都以“吃芝麻光长虫”为由,阻止儿子吃生产队的芝麻,因为“瓜是瓜,瓠是瓠”,那是生产队的粮食,不是自己家的,不能想吃就吃。

1982年以后,他由于积劳成疾,罹患重病,干不成农活,由一开始的胸膜炎,到肺结核,再到肺气肿、肝肿大,诱发心脏上出现疾病,导致肺心病。病魔缠身,使他日渐消瘦,病情日益严重。1984年冬,可能是他感到人世间留给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就让小女儿文莲用架子车拉他去赵河街上理理发,到乡医院看病,顺便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谁也未曾想过这竟是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88年正月初一起,他心情一直不平静,总是给儿子讲些过去的事情,应该是在交代一些后事,儿子虽然都耐心听了,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记录下原话,只是记住个大概。1988年12月27日(农历戊辰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不幸辞世,享年六十周岁。弥留之际留给儿子的只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抱憾和自责。他带着没有亲眼看到儿子结婚成家、没有见到孙子辈是男孩或女孩,哪怕是亲耳听到孙子辈叫一声爷爷,儿孙绕膝、弄孙含饴、安享天伦之乐的盼望、不舍、遗憾和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无限留恋离开了这个人世。

使儿女稍感欣慰的是,他重病几年,两个女儿想尽农村许可的一切条件和办法为他医治,儿子想方设法没让家中欠账。想吃能办的事情儿女们都办了。家门口那棵最粗的桐树为他制作了棺木。他的长眠之处是他最知心、最信任的福成公、陈继宗公为他选定的,他也最满意。用砖券、不用沥青都按他的遗愿办理了,想要的热水袋暖了一夜,儿女带回了他最想吃的橘子,他想听收音机,也给他买了。

春山公为人诚实,忠厚,耿直,坦荡磊落,乐于助人,不会说违心的话,不愿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时时处处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春节期间,他从年二十三直到年三十,都在为邻居家赶制蒸馍箅联。邻居拿来的材料往往不够,他总是用自己家中上好的木料贴补。做木匠活,方圆十里八乡随叫随到,大多家中都有他做木匠活的身影。有时还到三十里以外的老亲旧眷家挑灯夜战,站在临时搭起的木架上一推一拉拉大锯,赶制“忙木”。

在子女教育上,他对子女要求严格,经常教育子女生活上要简朴,为人上要低调、内敛,对人不卑不亢。工作上要高调。不做便罢,要做就做到最好,“小车不倒只管推”。他凭自己大半生的经验阅历,谆谆教诲儿子没有事时别惹事,出了事时别怕事。当人处于顺境时,要相信运气;当人处于逆境时,要相信命运。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处事不一定要尽善尽美,但一定要问心无愧。不求学业上有多大成就,首先要懂礼貌,会说话,见人就打招呼,懂得怎样待人接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怨相报,而要以德报怨。他人可以对不起我,我不能对不起他人。工作上不揽功,不诿过。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哪一步,领导的信任值千金,千万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待。

春山公尽管当过三年生产队副队长,还当过八年生产队保管,被公认为是“红管家”。按自身条件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当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薄弱,许多年没发展过新党员。那么好的条件没有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他一辈子政治生命上的一个遗憾。但他靠他的诚实待人、乐于助人赢得了亲邻族人的尊重和喜爱。他去世后,他原来给干过活的亲邻族人都老早前来吊唁。在亲邻族人的热心帮助下,他的后事料理得既简朴又体面,承载着老伴、儿女和亲邻族人对他最后也是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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