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角度讲述家谱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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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一方面，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我们一种历史心理，培养了我们一种历史感情，使我们常常会忍不住地去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去揣摸、品味历史；另一方面，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又经常地给我们以借鉴，以警示，使我们从历史事实里把握规律，去指导今天的生活。在数以千万计的史书中，由史官编纂，记录一个朝代盛衰兴亡的是正史；由地方主纂，记录一个地区风土沿革的是方志；而由家族纂修，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发展的便是家谱。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时，家庭又是家族的一个分支。一个大家族的历史会同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样漫长，记载这个家族漫长发展史的家谱便也因历代族人的不断续修、增纂而有了漫长的历史。一部家谱中，从这个家族的兴起、繁衍、分派、迁徙，到家族的历代英贤、家规家训、祠堂宗庙、诗文著作，纵横几百年，上下数千人，内容丰富，包罗甚多，充分反映了这个家族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将家谱与国史、方志一起并列，论述其史料价值，说得相当明白：“且有天F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也曾经指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近年来的研究也证明，家谱为我们研究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提供并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可靠的数据，具有其它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家谱向来有“记录先世，弘扬家史”“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大大增强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向心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华人寻根谒祖形成热潮。许多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返回故里，寻访祖先的遗迹，拜会故地的亲人。一部家谱，常常使他们因能认祖归宗而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少海外侨胞中的企业家、实业家慷慨解囊，投资家乡，为故地的经济发展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之力。家谱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成为增强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桥梁。

那么，家谱到底是怎样的史书?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历史发展又如何呢?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谱牒、家传、房谱、支谱、谱系等，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

一部较完整的家谱，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这样的一部家谱，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家族的迁徙、发展过程，了解家族人物的事迹，掌握家族发展的历史，同时可以将家族生活内容放到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从而得到更真实、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的可靠史料，帮助我们确定家族在当时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解决与此相关的

一系列社会、历史问题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宗法制度是维系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宗法制度建立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家谱正是对家族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的记录，所以家谱和宗法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家谱是联系家族的纽带，宗法是维系家族的纲纪。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记载周代以前世系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是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专门记载并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篇：

1．《五帝本纪》。该篇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的世系。由于“五帝同祖”，因而该篇实际上记录了公孙姓轩辕氏的世系。

2．《夏本纪》。该篇记载了夏一代姒姓帝王的世系，如禹子启，启子太康、仲康等五子，仲康子相，相子少康，……发子履癸即桀。

3．《殷本纪》。该篇记载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历代世系：殷契因其母简狄吞鸟卵而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殷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天乙即建立商王朝之成汤。成汤子太丁、外丙、中壬，太丁子太甲……乙子微子启、辛即纣。

4．《周本纪》。该篇系统追溯了周代立国之君周武王以前子始祖母姜螈以下的世系：姜嫄子弃，弃子不窟，不窟子鞠，鞠子公刘……季历子昌即文王，文王子发即武王。

5．《楚世家》。该篇上溯芈姓的世系直至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子高阳即颛顼，颛顼子称，称子卷章，卷章子重黎、吴回……季连子附沮，附沮子穴熊，其后数世而至周文王时的鬻熊。

此外，《史记·三代世表》也以表的形式记载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两朝的世系。

《史记》能记载如此系统的周代以前各血缘集团的世系，是与司马迁查阅、考证了大量牒记、谱牒著作有关，并且与他走访了“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广大地区的所见所闻分不开的。司马迁参阅的谱牒著作如《五帝德》、《帝系姓》等书，都为周代著作，今仅存于《大戴礼记》中，且与《左传》、《国语》这些信史可相互引证，又与司马迁的所见所闻大致吻合。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史记》中记载的殷王世系和殷先公世系，为本世纪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所证实，只是个别世次错误。这充分证实了司马迁所查阅参证的资料即周代的谱牒著作大致可信且正确。而周代能产生如此的谱牒著作，必是以周以前历代尤其是商代的谱系记载为根据的，仅凭周人凭空杜撰、妄断臆测，是不会有比较可信且正确的那些谱牒著作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个足资佐证的材料是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世系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许多殷人记载其世系的文字，有的是专门记述家族历代父子名字的家谱，有的是祭祀或祈祷时用的刻有列祖列宗名讳的祭祀谱。同样，出土的铜器中也有专门记载家族世系人名的或记其忌日的文字，一如被判定为商代晚期制作的著名的“易州三戈”之上的铭文等。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

作为中国家谱起源阶段的这一时期，家谱自然是相当简略的，一般只记载世系人名，而几乎不涉及其它任何事情，司马迁谓之“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另外家谱还只记父系兄弟世系，而不记妻、子和姐妹，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此时父系已占了绝对统治地位。

但就是这些简略的记载，到周代时已成为宗法制度的身份证明，用来“奠系世，辨昭穆”，记载血缘亲近和嫡庶长幼，其政治功能已初露端倪。周代还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同时在朝廷设立专官负责全国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和管理，这也是我国官修家谱的开始。

秦、汉时期，中国家谱进入发展阶段，尤其是汉以后，中国家谱无论就其内容的丰富、体例的精密还是记事的详细、功能的多样，都远远超过其起源时期，而趋于更加严谨，更加完善，更加健全。

汉朝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立朝后即恢复了由秦废弃的分封制度，伴随着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又大行其道。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的恢复和确立，使得记载皇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皇族家谱变得非常重要，有着巨大的政治作用。

由《汉书·百官志》的记载看出，汉时宗正的权力和职责与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根据分封的各郡国每年随岁计上报的宗室名册纂修成皇族家谱，以排列出各宗室成员与皇帝的嫡庶远近之别。同时，对分封的其他诸侯王，宗正也分别为他们建立谱牒，确立各诸侯与其后裔的亲疏关系，以决定诸侯王位的继承，这样，宗正所管理、纂修的皇族家谱有两种，一种叫属籍即皇帝本人的家谱，另一种是诸王即诸侯世谱。

汉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还分封了一些异姓王、侯，他们的王、侯位也由其子孙后裔世袭，并为他们建立了承袭家谱，设立专门机构加以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侯籍。

汉代官修的这些属籍、诸侯世谱和侯籍，因历代久远，早已散佚，今人已不可窥其全貌。但据以编撰的《汉书·诸侯王表》、《汉书·王子侯表》、《汉书·功臣表》、《汉书·异姓王诸侯表》和《后汉书·四王三侯列传》等却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保存了不少资料。

除官修家谱外，汉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私人家谱。从春秋末年直到西汉初年，由于战乱频繁，加上统治者移徙豪族等政策，宗族势力大大削弱，宗法制度几乎瓦解，因而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私人家谱也出现空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百余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以及战乱消失后的社会安定，宗族势力渐渐恢复、发展，到西汉末叶时更是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东汉时期，国家政权为豪族右姓掌握，强宗巨族遍布全国，聚族而居的庄园比比皆是，宗法制度日趋严密。在这种背景下，私人家谱自然地得到勃兴的机会，以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

汉代私修家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序家谱。这种家谱一般是撰者自己叙述自己的家世，也有根据谱主自述而过录的。前者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后者如《汉书·杨雄传》。第二种是专门家谱，这是与自序家谱区别而言的。这种家谱有的载于正史列传中，是纯粹的叙述世系的文字：有的则是专门记载本家族人任官情况的“官谱”。前者如《汉书。孔光传》中所叙自孔子至孔光的世系，后者如东汉时的《邓氏官谱》。第三种是碑刻家谱，即将家谱刻在石碑上予以保存，如《三老碑》、《孙叔敖碑》、《鲜于璜碑》、《赵宽碑》等。

汉代的私修家谱在记事内容上已十分丰富，如已有得姓缘由、居住地方、生活时代、事迹职业、旁系先祖等内容；在体例上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表式家谱，一种是叙述式家谱。

汉代图表式家谱采用图表或辅之以文字记述的方法来表示家族世系和人物，使世代不混，长幼有序，人物血缘关系一目了然，清晰明确，开后世使用图表记述家世和人物之先河，也为宋代图谱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畅行时期，也是中国家谱极盛时期。说它极盛，是因为这一时期内，家谱直接进入政治生活之中，成为铨选官员、联系婚姻的依据，其地位和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从曹魏政权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人标准后，门第成为做官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条件，其作用相当突出。不少高门大族除通过把持朝政来显示自己的门第外，还竞相建立家谱，通过先世的地位来炫耀和夸示自己的门阀。这样在门阀制度逐渐建立的过程中，谱牒起了特殊的作用。

门阀制度的确立和盛行，使得“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族”，在政府铨选官员的过程中，不以人才优劣为品评标准；纯以家世门第之高下为依据。正因为如此，主持选举的官员在选择“人才”时，就必然要了解其家谱；而“人才”要想被选上，更必须对自己的家谱了如指掌。

选官如此，婚姻也是如此。门阀势力形成后，世家大族为保持其高门大族的地位和特权，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也讲究门当户对，阀阅相当，严禁士庶通婚。这样一些高门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张氏、博陵崔氏、陈郡谢氏等历世通婚，而不与稍逊他们的另外一些家族联姻。

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右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家谱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其标志有三：第一，国家除专设宗正府掌管皇族谱牒之外，还另设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存工作。谱官须由“博古通今之儒”担任，其主要任务是“知撰谱事”。同时国家还下令，“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于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第二，从事编撰、研究谱牒的学者大量涌现。如“贾氏之学”，从贾弼到贾冠一门六世，有五世是当时的谱学名家，世代专修谱学，代有传人，一直从东晋初年延续到南朝末年。又如“王氏谱学”，也和贾氏谱学一样，一家几代，皆习谱牒，其代表人物王弘对士族谱系相当熟悉，“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其他如魏时的管宁、西晋的挚虞、南朝刘宋的刘湛、北魏的高谅、北齐的宋绘等。第三，谱学著作层出不穷。如“贾氏之学”的贾弼著有《姓氏簿状》712卷，贾渊撰有《氏族要状》，贾执著有《姓氏英贤谱》等。又如“王氏谱学”之王俭撰有《百家集谱》10卷，王僧虔著有《诸姓谱》116卷，王逡之撰有《百家集续谱》4卷，王褒撰有《王氏江左世家传》20卷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和谱学著作的数量虽然很多，但由于历经兵火，至今已所剩无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完整的家谱只有北魏薛孝通的《历叙世代贻后券》，残缺不全的有新疆出土的高昌《某氏家谱》，原物只有上述两件。但根据这二件的内容和历代文献中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家谱有以下特点：(1)家传的兴起。这种家传不同于子孙为其先世中某人所作的列传，而是为家族内许多人物所作的，因而形成一种类似家谱内谱传形式的传记。通过这些家传，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每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还可以略知这些人物之间的世次关系。(2)总谱的兴盛。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专设谱局向全国征收家谱并予以保存，使得编撰总谱成为可能，因此这一时期总谱相当盛行，表现为总谱著作数量很多。(3)伪造家谱之风出现。门阀制度的盛行，使门阀高的豪门大姓享尽取士、徭役等方面的特权，甚至在婚姻上也尽选阀阅相当的对象，这就使得一些寒族士人为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其最便捷使用也最普遍的方法则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如齐明帝建武初年，王泰宝行贿于“贾氏之学”的传人贾渊，买袭琅琊王氏谱，想取得尊贵的地位，结果被人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当时统治者严厉惩处这类冒充士籍的事情，或课以重罚，或处以徒刑。梁武帝时还曾专门责令专人对家谱进行大规模的辨伪，可见那时伪造家谱之风相当严重。这种伪造家谱的风气开了后世纂谱者妄相托附、攀附名人的先河。

隋唐时期，中国家谱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继魏晋南北朝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虽然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和推行而逐渐瓦解，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谱的盛行却使中国家谱在此期间内呈现一些新的特点。据《新唐书·艺文志》乙部“谱牒类”著录，谱系之书共有2050卷，其中唐代撰修者将近半数。因此南宋时著名史学家郑樵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

唐代家谱盛行的原因是唐代政治斗争的需要。南朝末年，士族地主的势力开始衰落，庶族地主的政治权势则不断上升。到隋唐之际，均田制、科举制和隋末农民起义削弱和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但他们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仍盘踞着政治舞台，与庶族地主你争我夺，进行着时消时长的拉锯战。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依靠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力量而建立的。为了有效地调整各地主集团间的矛盾，调节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王朝推行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其中纂修家谱就是措施之一。“唐代家谱是唐代政治的附属品和折光镜，它从属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着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又随着此种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芬等“刊正姓氏”，整理、编撰《氏族志》，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普遍搜集全国谱牒，“凭据史传考其真伪”，真者存之，伪者黜之，即仍然承认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地位；另一条是“忠贤者褒进，忤逆者贬黜”。前一条侧重历史，后一条着眼现实。高士廉等据此很快就收集起家谱，考证清世系，将氏族定为九等，仍以山东崔氏为第一等。对此，唐太宗大为生气，他明确指出：“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今日官爵”最高者莫过于皇帝，于是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了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而老牌士族崔氏只好屈居第三等了。这样，重新修定的《氏族志》提高并突出了皇族的崇高地位，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

武则天时期，又把《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同样，《姓氏录》将原来在《氏族志》中无名的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士族，以军功升五品者亦可人流。这就将士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提高了新兴土族的地位，使原来的士、庶进一步合流。到了唐代中后期，“富商豪贾，尽节缨冕之流”，无论是庶族地主进入官场者，还是经济上崛起的新一代寒门人士，其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而魏晋以来的那些豪门右姓却相对凋零，到五代时便形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局面。

在士、庶消长的过程中，家谱被频频利用，作为铲除旧的门阀体系、树立新的门阀等级的工具，因此唐朝一代家谱得以像魏晋南北朝那样得到极大发展。唐末五代时期，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家谱作为士、庶斗争工具的作用也日渐衰落，官修家谱已如强弩之末，走到它的尽头，从而有了宋代私修家谱昌盛的转变。

基于以上的原因，唐代家谱的最显著特点便是官修家谱。唐时编修家谱的权力为政府所垄断，几部大型的有代表性的谱牒著作亦皆为官修，唐代几位著名的谱牒学家如李守素、高士廉、路敬淳、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柳芳、柳憬、李衢、林宝等也多是受命参与官府组织编修的谱牒，他们中不少人同时还是官吏，这些都使唐代的家谱深深打上官府的印记。

宋代是中国家谱的转型时期。隋唐以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使得宋初门阀观念已接近荡然无存；士庶界限的模糊导致官修家谱失去作用；而五代以来的封建割据和频繁的战争又使历来保存的谱牒著作大多化为灰烬。在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宋代家谱发生了新的变化，走出一条与前代大不相同的又随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新的道路。

宋代著名文学家、谱学家苏洵在谈到宋初谱牒状况时说：“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牒大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家谱才开始发展的。
宋代家谱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门阀的衰落和士庶的混合，‘‘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家谱的政治、社会功能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敬宗收族”、“尊尊亲亲”的教化功能。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明确指出，家谱的作用是“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他还危言没有家谱的后果，“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吕大防也曾指出：“国无国之道，而后国乱；家无家之道，而后家乱。故礼乐纪纲者，国之道也；宗法谱牒者，家之道也。”将谱牒与宗法和国家的礼乐伦理、统治秩序等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宋代家谱虽不像魏晋、隋唐时期的政治功能那么明显，但其伦理教化所透出的政治功能仍是十分鲜明的。

第二，伴随着“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的出现，宋代家谱私修风气极盛。在朝廷，国家正式罢谱局，除皇家玉牒外，国家不再组织纂修族谱，允许私人自行修谱，修好的谱也不必再上交官府，改由私人自己保存。这样家谱纯粹变成私家档案，变成家族、宗族的史料汇编。宋人对私修家谱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学士，诸如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洵、曾巩、陈亮、黄震、文天祥等都亲自编写本族族谱或为族谱撰写序、跋。欧阳修和苏洵还亲自创制谱例，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垂为典范。后世对欧、苏评价甚高：谱学专家唐以前称贾氏、王氏，宋代则推欧阳氏、苏氏。贾、王为百家氏族之学，而欧、苏则于五季乱离、文物凋零之余，重创私家谱法，斯为后世家谱之椎轮。”(《浙江奉化蒋氏宗谱·凡例》)

第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宋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认为修谱可以使广大族人“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这也是宋人私修家谱风气盛行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宋代家谱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为数很少，但不少明、清所修家谱和宋人文集中保存了一些宋人所撰写的谱序、谱跋，对我们了解宋代修谱思想、编谱体例、内容范围等很有帮助。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家谱的日渐成熟期，尤其是清代，修谱成了宗族生活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有的宗族三十年一修，有的宗族六十年一修，因而涌现出大量的私修家谱，几占现有家谱数量的70％以上。

这一时期家谱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纂修族谱越来越成为家族生活的大事，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家谱数量大大增加。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统治思想。宋明理学所强调的“三纲五常”等在明以后不仅渗透并支配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而且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族谱也变成了在社会上、宗族里、家庭内传播“三纲五常”的工具和阵地。各家族在纂修家谱时，无不把宣扬“三纲五常”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无不把颂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作为修谱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任务，以期达到“敬宗收族”、“凝聚血亲”之目的。这样纂修家谱就被各家族十分重视，成为家族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明儒方孝孺曾指出：“孝悌忠信以持其身，诚恪祠祭以奉其祖，谱牒叙次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于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共识也。”修谱牒与修身立命、祭祀祖宗、累世积德一样重要。修则存，废则亡。同时明、清统治者也大力提倡纂修家谱，如清康熙和雍正就曾号召修谱，‘‘修族谱以联疏远”，“笃宗族以昭雍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修谱成风，几乎每个家族不论其大小都曾修过谱，有些家族还规定或三十年一续修或六十年一续修，有的族谱增修、续修达十几次之多。私修家谱数量不断扩大，给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时期的谱学理论和家谱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第二，家谱体例日益完善，记事范围不断扩大，修谱内容十分丰富。元、明、清三代家谱体例在欧、苏体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当时社会和家族的需要。如欧、苏谱例不书生女、不书继娶、不书妾，而明代的体例打破了其狭隘界限，不但书生女，而且书生女出嫁之夫名与官爵；不但书继娶、书妾，而且妻妾并书，如果妾子长，必位于嫡子前。这些都是欧、苏谱例的发展和扩大，表明家谱体例日益走向完善。随着体例的完善，家谱记事范围也不断拓展，记述内容也进一步丰富。这一时期家谱除记载祖先名讳、世系、事迹、官职等外，普遍收有得姓源流、迁徙情况、分支分派、祠堂坟墓、家规家训、人物传记、契书文约、艺文著作等内容，有的家谱还大量绘有乡舍图、坟茔图、祖先图像等，家谱成了该家族的史料汇编或家族史，保存了许多原始材料，使家谱更具史料价值。

第三，家谱形式多种多样。最典型的例子是统谱的流行。由于这一时期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长，族谱越编越大，使“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宗世谱流行起来，如明代嘉靖年间的《张氏统宗世谱》、隆庆年间的《汪氏统宗正脉》、万历年间的《曹氏统宗世谱》等。与统谱相对应，支谱、房谱等专记本支、本房世系的家谱也不断涌现，如《曾氏蜀支谱》、《吴郡程氏支谱》、《大湖头北叶河叶氏支谱》、《夏炉小卢利王氏房谱》等。另一家谱的特殊形式——专谱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专谱是专记家族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谱书，如清王恩锡纂辑的《高邮王氏六世传状碑志集》、曾士璋纂辑的《曾氏文献存征》、叶观国纂修的《三山叶氏祠录》等。

家谱数量的大量增加，纂修体例的日益完善，修谱内容的不断丰富，家谱形式的多种多样，都标志和说明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家谱进入了它的成熟期。

近代民国年间，修谱之风仍然十分盛行。中国家谱从商、周时期肇始到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上下数千年，几乎和中华民族史一样漫长。家谱的发展也从最初简单的世系记录发展到体例精当、内容翔实的家族史料汇编，从寥寥几语发展到洋洋几十万言，最终成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镶嵌了一颗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