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两次谱禁

乾隆年间两次谱禁

清朝对于民间修谱的态度曾发生一次重大转变，即乾隆朝谱禁，此乃谱牒编修史上一大事。

原本，清朝统治者为弘扬宗族伦理和稳定社会秩序，对民间修谱的态度是鼓励和支持的。但是乾隆朝却一改以往的态度，对民间谱牒的内容、格式大肆干预，而导致此事发生的导火索，主要包括我们熟知的文字狱、以及满汉党之争等问题，这些使得乾隆皇帝对族谱格外关注。

全国范围内的谱禁正式开始于轮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发现该省存在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合族建祠的问题，而且民间慕修的家谱随意攀附，十分荒谬，于是他奏请查禁祠宇流弊。乾隆帝予之高度重视，在上谕中要求各地督抚留心稽查，着手整顿。此后，乾隆朝的谱禁政策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严禁的范围由一省推广至全国；二是严禁的内容是对谱系中偕越现象进行规范；三是严禁的对象是全国各地宗族普遍的修谱活动。

乾隆中后期，谱禁力度逐渐加大，谱禁内容不断扩充且具体化，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前后。清廷借修书的机会，彻底清查全国书籍，在此期间遭到禁毁的书籍无数，全国各地的谱牒和方志等也难逃厄运。这期间由于犯禁而招致严厉罪责者并不少见，比如乾隆三十年福建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乾隆朝采用政治力量干预民间修谱的谱禁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出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

具体来看，谱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各地存在差异。有的宗族因此家破人亡，谱毁无存：有的宗族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核查重修，适当变通。后者较为普遍。当然，这也和各宗族的应对态度有关。在谱禁政策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宗族若主动配合审查，积极重修，或许能逃过一劫，息事宁人。比如，徽州张氏、邓氏几个重视宗法和修谱的大宗，灵活地予以回应，重修族谱。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谱禁政策看似严格，但也非百害无一利。编纂族谱本就应以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为核心。但是在实际的族谱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出现翠附等陋习。

乾隆朝的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所修正，对提高谱牒质量有一定的意义。该政策的实行影响了族谱编修体例，一定程度上对民间修谱起到了规范作用。比如，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追溯祖先，多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作为家族祖先的上限。

纵观乾隆治国60年，竟发生了各类打击社会底层的文字（言论）"小案"42起，计分四类：炫才邀恩16起；妖言案九起；愤怒谤议8起；僭妄犯讳9起。（四）僭妄犯讳2、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主角湖北汉阳知府胡学成、广东连平知州胡功成先后罢官回福建故里。兄弟俩于乾隆19年刊修家谱，内有“太祖”、"昭穆"、“武宫"、“炀宫"、"世室"、“升退"、"笼罩天下"、"亲贤乐利"等"借妄"字句。二人卒后，奸人胡作梅因图产不遂，便控告胡氏家谱有上述"快谬之词"。

福建巡抚定长上奏朝廷，认为胡作梅"挟嫌诬蔑"，拟发附近充军；胡氏兄弟身为职官，非乡愚可比，竟将"僭妄"字句写进谱内，请旨革去职责，追夺语命。

得旨交刑部议奏，时为三十年（1765年）二月。

乾隆年间两次谱禁（文摘二）《谈谈清朝乾隆年间的谱禁问题》（节选自《南山天地的日志》2006.10.16）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因民间修谱内容不合规范而导致政府出面干预的事。

江西巡抚辅德上任后，发现江西境内大量出现合族建祠现象。本来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同姓家族，合资修建祠堂，借以收敛钱财导致祠产纠纷不断增多。同时，受当时风气影响，各家族在慕修家谱时大都远攀古代君主作为自己的祖先，行文中也经常出现一些僭越之词。于是他给乾隆皇帝上书，希望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根据他的奏章，乾隆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和地方官员留心稽查，也就是说对所属地区家谱内容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并明令禁止不准在省城、府城内合族建祠。辅德深受鼓励，在江西境内全力执行，逐族审查，调验谱书，果然发现问题很严重：江西各族谱中，始祖推到唐、宋，已属近代，而以两汉之前，三皇五帝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至已远涉到盘古帝皇，据统计，江西境内家谱中载有荒诞不经始祖的共有1016种，足见这种现象的普遍。

辅德在清查的基础上，下令所有这些族谱一律删除，并毁其版，而以始迁本地或世系分明者为始祖。家谱修成后，必须经官府审查无误，盖印后方可分发。族谱审查期间，许多家族顾不得家谱不外传的古训，恭恭敬敬地将族谱交送地方官府审查，以求过关。这次族谱审查还仅仅是开始，如有违规现象仅仅是删改内容，审查通过后还可以付印刊行，问题严重的也只是将族谱原版毁掉，没有涉及到人身安全。到了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对族谱编修则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清政府出台了有关家谱编修的具体规定更加严厉，违者就要冒掉脑袋的危险了。这些规定是：

1，祖先名字如果犯了庙号、御名、亲王名直至孔子名讳的，一律改用同音字2，不准妾自攀援祖宗，只能以五世祖为始祖，或以带领全家或全族迁至当地的祖先为始祖。

3，禁止在族谱中出现“世表”“传赞”名目。

4，如果行文中遇到本朝年号必须另起一行，后改为必须空一格。

5.取消“艺文录”，这部分内容不好审查，也最容易出问题。

6，不准刊载祖宗的画像。

7，禁用一些帝王和朝廷专用词汇，如“开基”、“创业”、“中兴”….第一，不准妄自翠援追溯祖先，只能以五世祖为始祖，或以带领全家或全族迁至当地的祖先为始祖。在清朝，只有皇家是最高贵的，其它百姓均是治下子民，如果攀援到几十代上百代之外的祖先也是皇帝，以帝族自诩，岂不混淆视听，引起混乱吗？以五世祖或始迁当地之祖为本家族祖先的上限，则一切人家最多只能是豪门世家，祖先也是子民，现在仍为子民，心安理得，不存邪念。

第二，结构上不准出现“世表”、“传赞”之类，以符合庶民身分。世表、传费等是史书体例。世表在史书中只能用于皇帝国戚，达官显贵，传赞也不是普通庶民之家所应该使用的。为此，世表一律改成世谱，传赞取消。同时，谱中还不准刊载祖先画像。此外，对于明代以来家谱中经常采用的只供形容古代帝王诸侯的用词，如始迁为开基，置业称创业，造屋称启字，复兴称中兴等僧妄之词，一律恢复原称。

第三，行文中遇到清代的年号，要换行抬一格写，有时考虑到不断换行太浪费纸张，也可采用在本行空一格再写，以示尊崇。在行文中如有晚明的年号，一律删掉，换算成清朝年号，或直接写明唐王某年或桂王某年。此外，文人慈祸全在笔端，因此，对于家谱中艺文类的文章严加审查，只要有违碍文字，一律抽改，更有许多在此时新修的家谱，干脆取消这方面的内容，不要艺文类，以保无虞。

在谱禁严格的时期，很多家族在家谱修成之后，不顾家谱不外传的规矩，恭恭敬敬地迭交地方官员审查，以保安全。

可是，宋代以后的家谱，都由私人所修和珍藏，很少会流传出去。再说，子孙给祖先改名字，本身就不符合传统的道德准则，家谱的序、传、艺文，通常是修谱人家用以炫耀家世之所在，不容粉饰，据实而言，又何以能够骄人。先人画像，原也是家谱的特色之一，如果去掉实在也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因此，即使在谱禁最严厉的时期，除了一些较为谨慎、或有在朝做官的家族严格遵守之外，一般家族大多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乾隆之后，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方面控制逐渐放松，再加上全国新修家谱数量激增，无论是哪方面，已没有精力或不可能再一部一部地审查所有家谱了，清代的谱禁也就逐步取消了。

乾隆年间两次谱禁文摘四：《孔子世家谱：稀世的私谱之冠》（节选自《家谱》/吴强华著/重庆出版社/2006年1月版）载有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子世家谱》，该书是孔氏家谱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分24卷，共印100部，其中10部朱印，90部墨印。家谱记载了孔裔20派60户的繁衍情况，这也是第一次在谱中确认孔裔的20派60户。

清乾隆九年（1744），71代衍圣公孔略焕依例修谱，这也是孔氏家谱唯一的一次按照60年一大修的规定进行的修谱活动，全谱24卷，刊印120部。然而，该谱刊印30余年后，乾隆四十七年（1782），衍圣公府紧急颁布礼令，将所有原本全数收回。原来当时适值谱禁高潮，清政府正在重点清查家谱中的僭妄、违碍字句，已经发生多起因家谱中用词或体例不当而遭地方官员举报的案例，孔府虽然地位尊贵但也不敢无视当时的谱禁形势，于是便有了这次召回家谱的事件。

家谱收回后，孔府删除了姓源和年表两卷，删节了大部分旧序和跋，删减了孔子事迹和历代名人事略，并修改了所谓的违碍、犯讳宇句。改刊后的《孔子世家谱》为22卷，刊印165部。或许是受到乾隆年间谱禁事件的打击，此后孔府便绝口不提修谱之事，嘉庆、同治两个甲子年都没有续修家谱。直至1930年，孔府才重新设立谱局，开始了新一轮的家谱纂修工作。